—— 公元2006—2008 长沙外来投资者一串伤痛的记录　

　　外来投资人在长沙一大型中西餐厅被洗劫一空,一篇《租赁陷阱“三吃一”，湖南长沙“出活鬼”》的详尽长帖在互联网惊暴重重黑幕后,引发社会各界关注。　

　　 该案两年多来，投资人前后已215次次向当地及长沙市、区有关部门、湖南省等部门专题反映金珑湾事件，诉求公平正义,并要求当地公安机关对刘健团伙违法犯罪进行刑事立案侦查，但当局说“刘健没有犯罪事实”，不予立案；投资人要求当地法院执行长沙中级人民法院判决，也一直遭到拒绝。

　　 全国各地媒体先后十余次报道金珑湾事件，长沙市委两任书记先后五次批示，湖南省委书记张春贤前后两次批示，湖南省政法委、长沙市人大等领导多次批示查处。但至今处理不了。　　

                                                 (曾经生意兴隆的金珑湾中西餐厅)                

                                                   (曾经生意兴隆的金珑湾中西餐厅)  

                                                 (几尺高的告状材料如今石沉大海)

                                                     (金珑湾方面多次申请执行判决遭拒)

                                          (金珑湾老板与法院主要领导正面辩理遭忽悠)

　　 金珑湾事件全程概况

　　 外来投资人罗丹、吴叶红、付操在长沙投资投资500多万元，开办金珑湾中西餐厅(下简称金珑湾方面)，租货5年，不到半年，遭长沙中源置业有限公司法人代表、芙蓉区人大代表房东刘健驱赶(下简称刘健)，被迫走上法庭。

　　 刘健为达到在法院判决前瘫痪金珑湾方面经营，一直采取停水、停电、停空调、登报报租等野蛮措施迫使其关门，投资人无法经营，其间受尽被折磨，无奈漫漫诉求，法院判决前共89次书面求助长沙市、区有关部门制止刘健侵权行为，但均未解决。

　　 金珑湾只好歇业，耐心等待一、二审法院审判结果。2007底，终于盼来长沙中级人民法院宣判，驳回了芙蓉区法院判决金珑湾方面在刘健违约、侵权情况下仍照付“场地费”等五分之四的错误判决，终审判决两项具体内容:

　　(1)、判金珑湾支付房东刘健租金8.6万元；

　　(2)判刘健为金珑湾餐厅单独安装空调主机(费用约50万)以确保继续有效履行合同。

　　 判决15天生效后，金珑湾方面认为冤枉吞失了24万元租金，遂向湖南省人民检查院申请抗诉，但刘健方立即向芙蓉区法院申请强制执行这86000元判决款项，并要求法院立即将金珑湾餐厅数百万全部财产“清场”。芙蓉区法院执行局于2008年1月31日限金珑湾于当日下午必须向执行局支付89000元(含执行费)，否则立即“清场”。

　　 金珑湾方面要求执行局从交给刘健30万押金和刘健欠金珑湾的餐费中扣除遭到拒绝后，被迫于2008年1月30下午日向芙蓉区执行局如数支付了89000，至此，完全履行了判决义务。

　　 房东刘健也是本案判决的被执行人，当他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金珑湾方面86000元钱到手后，不但没有履行单独为金珑湾餐厅安装独立空调主机，落实履行判决义务，竟在三天后即2008年2月3日，(中国农历大年二十七日雪灾中)，聚众赶清早突然破门而入、袭击、拘禁了金珑湾中西餐厅守店保安周志勇及刘希，公然将该餐厅1700平方米设施、设备所有财物抢光，尔后又相继砸毁、拆除该餐厅价值300多万装修、装饰。投资人500多万全部投资被抢、毁一空，仅存一枚公章，生效判决被暴力推翻。

　　 事件发生后，当地派出所长多次拒绝金珑湾报案，当地不管，投资人至今又已126次向长沙市、区有关部门和湖南省领导专题反映金珑湾事件，要求当地公安对刘健团伙刑事立案侦查，但当局说“刘健没有犯罪事实”，不予立案；投资人要求当地法院执行长沙中级人民法院判决，也一直遭到拒绝。

　　 为什么这么难? 究竟“活鬼”出在哪里? 据相关资料显示，刘健方面自称是在书面请示当地街道办事处和派出所长后再采取“清场”行动的(见证据1)。现又惊暴“法院工作人员”参与了刘健的强制行动(见证据2)。从这些情况看，刘健与当地派出所长、“法院工作人员”成了“同伙”?　　

　　 当地警方的说法、做法　　

　　 芙蓉区公安局针对金珑湾方面控告刘健非法拘禁、抢劫、毁坏公私财物三宗罪，以如下理由向金珑湾方面宣布“刘健没有犯罪事实”，“不予立案”。(录音记录)

　　 (1)、周志勇和刘希说被打了, 但刘健的人说没打，刘健的人“拿了”保安手机是事实，因为他们怕报案和打电话向你们报信，将保安换了包厢是防止周志勇和刘希跳楼自杀，不构成非法拘禁罪。　　

　　(2)、刘健请广告公司用扳手、钳子、氧焊机、切割机等专用工具拆下招牌，请专业人员施工人员拆掉装饰、装修物品不是损坏公司财物，不构成故意毁坏公私财物罪。

　　(3)、刘健向有关部门发了“通知”要清场，行动前书面报告了派出所，还录了相，请了“公证处”在场（非法公证至今不敢公布），不构成抢劫罪。

　　 芙蓉区法院的说法、做法  

　　 2008年1月31日，执行局向金珑湾保证收到支付89000执行款后同时执行刘健安装空调的判决义务。

　　 当金珑湾将款汇入执行局指定帐户后，执行局马上改口，“写申请执行书来再办理”，后来金珑湾写好“申请执行书”递去，执行局又改口“要两个月以后再执行，判决书是这么写的”。

　　 两个月到了，2008年4月7日，金珑湾方面去找执行局，执行局又换了一种说法:“你们先去立案庭立案才能执行”，“一份判决书，已执行了一方当事人，还要第二次立案”? 金珑湾方面一片茫然。金珑湾只得去立案庭申请立案，立案庭长当即表示“这个执行不能立案”，金珑湾问为什么，庭长说:“我打了电话，院长不同意立案”。金珑湾方面去找主管副院长，院长说: 你店子被“清场”不存在了，这案子没法执行了。

　　 此后，金珑湾向长沙中级法院、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及长沙市有关部门反映要求法院执行判决，上述部门均表示芙蓉区法院应受理立案，执行生效判决。

　　 但金珑湾多次向芙蓉区法院立案庭申请立案执行均遭拒绝。金珑湾方面只得向湖南省政法委调查组请示，调查组领导主张金珑湾申请立案执行是正确途径，法院应受理。

　　 2008年8月，金珑湾方面再次向芙蓉区法院立案庭申请立案，仍遭拒绝。立案庭长答复“这个判决是没有执行内容的判决”，又说“行为不能执行”。要金珑湾“自己去租赁场地自行安装空调”。

　　同一个判决，同一个法院，芙蓉区法院执行一方外来投资人履行判决，放纵另一方人大代表不履行判决? 从判决内容的“伏笔”到执行过程“迷局”，申请人遭反复折腾。

　　 原来芙蓉区执行局一份向上级汇报材料证实: 刘健“强烈要求执行局立即采取强制措施，将金珑湾餐厅内的设施等资产全部清空，而经我院审查，判决书并无解除合同，交付场地的内容，如按照申请执行人的要求将金珑湾餐厅内的全部财产全部搬出，因经营场地有二层楼(1700平米)，需10多台车花费1至2天时间才能全部搬出”。

　　但刘健公司下属经理徐文宏证实， “所有物品清点完毕后，法院工作人员签字认可后，全体人员退出现场，大门上锁，保安部派人看护”。

　　 半年多后，这份刘健提供在芙蓉区执行局的材料才清楚地揭开了鲜为人知的秘密。法院的“法官”“配合”刘健请人将金珑湾全部资产“清场”了。这种情况下，法院又怎么会去执行判决呢?

　　 “活鬼”“三吃一” 又出阴招”?

　　 金珑湾苦苦求诉，一无所获，一个新的情况又出现了: 刘健在将金珑湾全部财产抢毁后的25天，又出奇招，他向芙蓉法院起诉金珑湾歇业期间要照付“租金”，把过去向法院请求的“场地费”改成了“租金”，这个被长沙中院驳回的错误判决，竟改头换面再次在芙蓉区法院立案。金珑湾方面哭诉，“你把我所有财物、证据一切都抢走了, 我拿什么应诉，天理何在? 过去不让我经营，抢光了反过来要租金，多么毒啊!”

　　 刘健三种手段三步走，先申请86000元的理由要芙蓉区法院执行局对金珑湾全部财产清场；后以金珑湾“欠租”的理由私自在派出所长、“法院工作人员”支持参与下非法“清场”；又以“合法”起诉“欠租”来解脱“清场”犯罪。公安、法院与这个人大代表一连串的相当契默，演义得淋漓尽致。

　　 金珑湾500多万全部投资被抢、毁光；遭侵权、歇业又产生数百万损失；反过头来又面临芙蓉区法院新一轮的“判决”。多么恐怖的信号? 难道当地公安、法院参与刘健“抢劫”的这个“活鬼”疑案就这样被转化和不了了之?

　　 湖南省政法委联合调查组又调查过去了，金珑湾的诉求仍然无着落，金珑湾的租赁场地被刘健高价出租给“报喜鸟”开业在即，公安不立案，法院不执行，外来投资人在呼喊、有哭泣……

　　 一次次调查，一次次批示，结果最后还是落在原地处理，只见“十分复杂”成为办案的理由为结论在一级一级复制着这个无法解决的疑案，一个人大代表的能量让人令人瞠目乍舌，《长沙活鬼门事件》何日划下句号?

　　 似乎这块长沙城市之脸的“凶地”，不测旦夕祸福，在时空中凝固…… 

　　 公元2006—2008 一叠伤痛 一串记录　　

　　1、2005年10月，29日罗丹与刘健方签订房屋租赁合同

　　2、2005年12月25日，长沙金珑湾中西餐厅开张营业。因刘健未按合同安装空调主机，采取封住报气出口保温，造成餐厅缺氧。

　　3、2005年12月31日晚，刘健在金珑湾餐厅共用餐费、券6万余元不肯抵扣房租，因此在餐厅吵闹。

　　4、2006年1月20日至24日，刘健第一次停供空调五天，多收金珑湾17186元(后已退还)，长沙政法频道暴光。

　　5、2006年5月9日，刘健之妻包敏以换发票为名，抢去金珑湾财务人员杨丽芳9万元收款收据。双方报案。派出所单方面产生一张“笔录”，成为刘健起诉金珑湾“欠租”的证据。

　　6、2006年6月8日，抢票事件一个月，刘健突然通知《解除房屋租赁合同》，限金珑湾方面“三天清房走人”。

　　7、2006年6月9日起，晚上停供空调，时值德国世界杯开始，金珑湾举办万千球迷活动。金珑湾连夜数次请示当地街道办事处、派出所未理。

　　8、2006年6月12日刘健向芙蓉区法院起诉，15天内金珑湾被迫应诉。

　　9、2006年6月19日，金珑湾在被停空调报告当地无果情况下，向长沙市、芙蓉人大常委紧急报告，并获人内司委及区人大主任批示。

　　10、2006年6月23日，金珑湾向芙蓉区法院报告督促刘健继续履行合同，制止刘健停空调。

　　11、2006年6月23日至2006年8月2日，金珑湾5次专题向芙蓉区法院报告要求制止刘健在诉讼期间采强的强制措施。

　　12、2006年8月1日，金珑湾发特快函至刘健要求结算7月份租金遭退回后，专题报告当地办事处、派出所、芙蓉区法院。

　　13、2006年9月15日刘健向金珑湾员工、供货商散发传单，金珑湾方面报告长沙市优化办要求制止刘健强制行为，并获批示。

　　14、2006年9月起，刘健逼金珑湾关门走人持续在潇湘晨报对金珑湾承租场地登报招租。?

　　15、2006年9月18日金珑湾总经理向刘健发出公开信，劝刘健停止侵权。

　　16、2006年9月28日金珑湾方面向芙蓉区委涂书记、钟区长、人大李主任等区委领导写公开信，要求制止刘健强制行为,保护外来投资合法权益。

　　17、2006年10月29日金珑湾再次至函刘健刘健，劝告刘健停止侵权。

　　18、2006年11月12日金珑湾向长沙市政法委等部门专题汇报情况。

　　19、2006年11月26日金珑湾向长沙市委、市政府等部门专题汇报情况。

　　20、2006年12月7日，芙蓉区人民法院做出(2006)芙民初字第1073号判决。

　　21、2006年12月18日，金珑湾方面不服芙蓉区人民法院判决，向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

　　22、2007年2月16日(大年三十下午)，刘健在金珑湾上诉期间再次送达《解除房屋租赁合同的通知》。

　　23、2007年2月18日(正月初二)金珑湾方面被迫回函不同意解除合同》

　　24、2007年2月21日(正月初四)刘健切断金珑湾一切电源，金珑湾当日报案，次日又书面报告当地政府、派出所。无人过问。金珑湾陷入一片黑暗。

　　25、2007年2月25日，金珑湾连续向当地政府、公安、法院、长沙市委、市政府、人市、政协、纪委、政法委专题紧急报告。

　　26、2007年2月28日，金珑湾全体员工无法生活，静坐、绝食、抗议刘健野蛮行径。

　　27、2007年3月12日中院开庭，法官当庭警告:谁私自采取强制措施谁负一切后果。

　　28、2007年3月18，金珑湾员工被迫大规模放假。

　　29、2007年5月12日刘断切断水源，金珑湾被迫关门派人守卫餐厅，等待中院判决。

　　30、2008年1月7日，长沙中级人民法院做出(2007)长中民一终字第0420号判决。

　　31、2008年1月22日，芙蓉区法院执行局向金珑湾下达(2008)芙执字第200号《执行通知书》。

　　32、2008年1月30日金珑湾向执行局支付89000元，次日执行局下达执行结束通知书。

　　33、2008年2月3日(大年二十七日大雪后)，刘健聚众抢光、毁坏金珑湾餐厅全部财产。

　　34，2008年3月1日至3月7日，芙蓉区公安局对金珑湾宣布，“刘健没有犯罪事实”,“不予立案。

　　35、2008年2月至今,金珑湾前后5次向芙蓉区法院申请立案执行判决。均遭拒绝。

　　予立案”。

　　36、2008年7月下旬，湖南省委书记、政法委书记、公安厅长批示查处，成立联合调查组至今。

　　37、2006年6月9日至今，长沙两任市委书记5次批示，省委书记两次批查，省政法委、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长沙市人大、等领导多次批示查处。

　　38、2006年1月20日至今，有长沙政法频道，潇湘晨报、三湘都市报，湘声报、湖南日报、中国民营经济报、新民周刊、网络报、记者观察、嘹望东方周刊，新华社、人民日报、中国青年报、法制日报、新京报、南方周末、南方都市报、民主民制时报、等全国报刊记者进行过调查，并先后十余次报道，新华网、人民网、新浪网、搜狐网、中国经济网、天涯社区等数百家门户网站转发。

　　39、2006年6月9日以来，金珑湾己累计上报当地公安、法院、当地政府、长沙市、湖南省等各职能部门及新闻体的专题报告、信件共215份，总文字达50万字。(含与刘健协商信、函)，加上诉讼案卷证据、共厚度达82Cm，重度51公斤。

　　40、2006年6月9日金珑湾事件暴发以来，初步统计,投资人被刘健抢走财产266万元,尚有部分无法核实，被毁财物，装修、装设备约259万,(因承接时节省部分设备及物价上长因素，实际价值达350余万)，侵权造成亏损283万余元，停电损失食品17万元，初步统计，仅遭抢劫、毁坏525万元，加上亏损共825万。诉讼期遭侵权至今停业造成了巨大经营预期利润损失,按五年合同折算,还将造成巨大可预见投资收益损失。

　　41、金珑湾中西餐厅原职员116名、上下两层共1700平方米，分A、B、C、D、E五区及包厢16个，卡坐12个。有中餐、西餐、日本料理、书吧、水吧、咖啡茶坐、音乐、歌舞厅。办公系统、财务、收银系统、网络、电视系统。初步统计店内共有大小设备、设施、器具物品达17000余件，由于公安不破案抢、毁后尚有部分无法核实。

　　42、金珑湾方面投资人至今“收获”,只见一叠伤痛,一串记录,仅存一枚公章!

趁雪打劫：长沙一大型餐厅被洗一空(人民网)
http://society.people.com.cn/GB/6940303.html

一个被反复拷贝的租赁圈套（新浪网）
http://news.sina.com.cn/c/2007-03-21/162412576612.shtml

湖南长沙人大代表设计驱赶投资商 员工自发请愿（搜狐网）
http://news.sohu.com/20070321/n248874762.shtml

房东暴力“洗劫”租户 法院判决成空文（网易）
http://news.163.com/08/0324/17/47QMR2CS00011229.html

“金珑湾事件”幕后的秩序逻辑（腾讯网）
http://news.qq.com/a/20080522/003823.htm

长沙一区人大代表房东勾结法官设计驱赶投资商（新华网）
http://www3.xinhuanet.com/chinanews/2007-03/02/content_9414272.htm

湖南长沙人大代表设计驱赶投资商 员工自发请愿(红网)
http://hn.rednet.cn/c/2007/03/21/1161701.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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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下午4时左右，位于长沙市中山路与湘江中路交汇处的金太阳美食突然发生垮塌。目前已经搜救两人，其中一名尚有知觉，另外挖出一具面目全非的女尸。金太阳美食城共两层，垮塌部分为南边部分，现已成废墟。垮塌原因尚在调查中。

                                                                   (垮塌现场围观的群众)

                                                                 (垮塌现场围观的群众)

                                                             （消防官兵正在搜救被困人员）

      山东省广饶县再次在新城区东，强占莲花村、张汪等村2000亩玉米地搞开发、修广场、建别墅。村民不同意，一些至今身份不明的人带领社会上的闲杂人员将前来辩理的村民大打出手，凡违抗者就以妨碍公务的名义治安拘留！                                                                                             (村民偷拍的现场视频)

                                                        (大批铲车驶向即将丰收的玉米地里)

                                                            (铲车无情地向绿油油的玉米地铲去)

                                              (看到亲手种的玉米被铲掉村民心急如焚)

                                              (不过几年,2000多亩的玉米地将变成成这样的别墅)

      8月13日这一天，广饶县新城东区大片的玉米地里来了很多铲车，铲车边上站着一些年轻人，个个脸色铁青，一个比一个恐怖！

      一声令下！数十台铲车在玉米地里开始推开了玉米，大片的玉米在铲车的轰鸣中倒下，闻讯而来的村民目瞪口呆了，这是怎么了？说好的租赁我们的土地，怎么这么破坏我们的庄稼？有“好事”的村民用手机把这种暴行记录下来，可被站在铲车上的几个“光头”发现。

     这村民边逃边取下手机内存卡藏到烟盒里面，等几个“光头”追上来时，将他按倒在地上一顿毒打，并夺走他的手机恶狠狠地摔在地上，一脚将手机睬个稀烂。面对突如其来的变故在场村民不敢做声，只有隆隆轰鸣的铲车声和玉米地里蛐蛐的嚎叫。

      有关部门之所以这么占地，是有原因的，前年打得经济适用房的名义征用的土地，给有些领导建了个大型别墅区，真正的经济适用房却建设的不够，所以有关部门又“租赁”这块2000多亩的玉米地做为地产开发。

      这片土地是以抱产的形式租赁过来的，不管村民是否同意，有人就直接带领大批人员按营扎寨，并派大量铲车进入玉米地进行推压。

      在此之前，有人“租赁”这块2000多亩的玉米地搞开发，说是手续“完善”。但村民却不知情一直在耕种着，当开发商要开发这块地时，遭到了村民的反对。“如果这个季节不开工，等农民收了玉米以后再动工的话，就要耽误一年的功夫，开发商的损失就大了，所以才出现了铲玉米的时候。”开发商说。

      大家知道，基本农田是国家三令五申不允许开发的，即使要开发，这么大的地块也要经过国务院批准。国务院批准一个县级政府动用2000亩基本农田搞开发，这可能吗？

        一年多时间里，一家国家级“罂粟替代种植”企业被云南省地税稽查部门“稽查”近20次却无结论。令人诧异的是，一份署有云南省地税局向国家税务总局“报告”的“内部稽查”结论，却被完整地公布在互联网上。于是，各种传闻充斥坊间，企业由此陷入极端困境。税务部门的所谓“稽查”仍在“掘地三尺”，其原因竟然是——“举报人不满意，所以要再查”
             
     一年多时间被稽查近20次

    奉行阳光经营理念的云南力量生物制品集团（以下简称“力量集团”）董事长王俊平，怎么也没有想到，力量集团会被地税部门如此“垂青”。

   “这根本就不是正常的稽查，纯粹是整我们”，2008年7月24日下午，力量集团财务人员张女士拿着一份由何保华等三人签名的“2008年8月22日15时30分送达”（注：该通知时间明显错误）、并署有“弥勒县地方税务局（稽查局）税务检查通知书”，十分愤懑的告诉记者，这是一年多时间里，第四次调力量集团的帐。“重复调取，反复复印，复印机都印烂了”。

   “平均每个分公司被稽查将近三次。全公司近100人次受到税务机关问话”，该财务人员还向记者出示了一沓云南省地税局系统对该集团各分公司的税务稽查通知书。

   近20份“稽查通知书”显示，稽查时间从2007年2月份开始，被稽查的单位涉及到力量集团下辖所有的8个国内分公司。

    “他们先是查了2005年，2004年的，再查2007年、2006年的，没有查出什么问题，我集团各公司都是当地的纳税大户，各地税务局每年都对我们进行过两次以上的常规检查，都签字认可了纳税报表。”——这次又开始查2002年的了，不过那时候，企业还没有改制。”张女士向记者介绍说，“仅财务资料，他们（云南省地税局系统）就从我们公司拖走将近十卡车”。

      2007年9月起，查税事件进入高潮至今。

   “2007年9月7日是周末，五点钟的时候，我们接到德宏州地税局的通知，务必在9月9日下午5点前将公司接受税务调查处理意见书的回函送到德宏州，”力量集团王俊平董事长告诉记者，“我们总部在昆明，到德宏州单程就600多公里，且是周末，这种时间要求，显然是强人所难”。王介绍，每次对分公司的稽查“告知”都要集团限时“回复”。

      力量集团下属一家已经税务核准注销的餐饮企业接受的“稽查”更值玩味。力量集团一位副总介绍：（税务稽查部门）先是调帐数月检查没有结果，账本归还企业；后因“上级领导不满意”，又再开具调帐通知，稽查人员“善意”地告诉力量集团的财务人员说“你们别拿回去了，拿回去了，还要调回来，免得麻烦，你们就重新签个字，回去吧”。如此反复几次，至今仍无结论。

      网上疯传：力量集团偷税2700万

      2003年以来，力量集团在协助政府对困难国企进行改制过程中，采取“承债”等方式收购、整合了德宏州芒市、遮放、梁河等地区制糖企业。后在国家“走出去”和“替代种植”战略和政策的支持下，站在国家和民族利益的高度制定了企业的发展规划，并在老挝、缅甸等东盟邻国逐步扩大种植和生产基地。

       经过几年的发展，力量集团现有资产逾18亿，2007年工农业产值22.5亿元，上缴税金8000多万元。该集团控股10余家子公司，有员工6800余名。在云南省昆明、红河、德宏、普洱、西双版纳等市、州以及老挝、缅甸等国家和地区有规模种植基地，所辖区域带动255万多农业人口，是一家在国内外与相关地区社会经济发展和稳定息息相关的大型民营企业集团。

       就在等待税务稽查部门的稽查结果的时候，国内多家网站却疯传“力量集团偷税2700多万元”、“力量集团董事长王俊平被司法机关带走”、“王俊平卷款潜逃国外”等“权威消息”。当地官员、力量集团的业务单位和金融机构的负责人手机上也频频收到类似消息短信。

       由此，这家担负着国家“走出去”和“毒品替代种植”重任、以制糖业为主的国家级示范企业、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的大型民营企业集团陷入困境——先是金融机构列入计划对该公司的数亿元贷款被告知“暂缓”，接着国内各分支企业及其老挝、缅甸等国家多个地区的蔗农、胶农、薯农因为收购资金一时不能到位，严重影响“替代种植”所在国家和国内各公司所在地区的社会稳定，已引起“替代种植”所在国高层及国内政府部门的关注和担忧，给企业造成的损失已达数千万元。

     王俊平告诉记者，从2007年2月份第一次接到地税稽查部门的稽查通知后，就明确要求各部门“要积极配合税务部门的稽查”，并期盼税务部门能尽快给出公正的结论。

      然而，王俊平没有想到，事件的进展越来越诡异。

      先是不断有业务单位、金融机构、政府官员以及新闻媒体向王及公司员工求证，其是否已被司法机关控制。甚至有人把王俊平到老挝出席云南省与老挝在万象市的经贸洽谈会签字仪式也被谣传为他已“卷款潜逃到国外”。

      2008年6月初，力量集团员工在某民间网站上发现一份由云南省地税局向国家税务总局的汇报材料。

      这份资料称：力量集团偷税2700多万。可至今没有和力量集团见面却在网上疯传。

      该材料显示，该案是2007年7月，云南省地税局在接到群众举报力量公司及其下属公司偷税，并认定“这是一起重大案件”。“根据举报线索立即部署昆明、德宏、红河、思茅四个地区的地税稽查部门对力量公司在相关地区的分公司2004年至2006年的纳税情况进行检查后”，初步认定该公司“偷税”。

      该材料还显示，力量集团除了在收购德宏州梁河公司前，梁河公司未申报缴纳地方税费9万多元、农特税29万多元、教育附加费3.31元外，还有应调增的企业所得税2700多万元。即该公司2004年在对企业资产重新评估时，土地评估增值1.1亿余元；2004年银行对该企业豁免债务和企业债务重组收益共计6700多万元。另一笔红砖冲抵工程款13万余元。税务局认为，力量公司以上三项收入共计1.8亿余元，应调增企业所得税，按照15%的税率，上述部分应补交企业所得税为2700余万元。

      记者也在国内某民间网站上发现了上述云南省地税局上报给国家税务总局的《云南省地方税务局关于云南德宏力量生物制品有限责任公司偷税案件的情况说明》的完整电子版本.

      德宏州一位接受采访的领导的手机上至今保留着不明号码发来的消息，诸如:“云南力量王俊平巨额偷税案已曝光，只要在网上输入巨额偷税迷局即可”、“王俊平偷税27055525。58万元”，等等。

      经证实，类似消息，几名接受采访的当地官员都收到过——关于力量集团偷税的数字准确到小数点后两位。

      税务鉴证报告：不涉嫌偷税

      针对网络上的传言，力量集团高层告诉记者，该集团组织财务部门进行了自查。并聘请了云南省昆明鸿润税务师事务所对企业经营活动进行鉴证并出具《企业所得税纳税情况鉴证报告书》。

      权威税务师事务所的鉴证报告，与云南省地税局所认定的“偷税”对应科目显示——力量集团不涉嫌偷、漏税。

      首先、关于2004年4月，法院裁定力量集团不需要清偿中国工商银行德宏州分行贷款本金及6户债权人在改制期间自动放弃芒市糖厂、潞西制糖二厂债权部分，系国有企业改制过程中形成的国有资产。根据国家及云南省相关文件规定，上述科目应转增国家资本金或作为国家独享资本公积金，冲减改制国有企业负资产，剩余部分用于安置职工，不计入所得税额。而力量集团德宏公司与潞西市农村联社签订的豁免债务协议，尚未经主管部门批准，也不形成企业所得税。

       其次、云南德宏力量生物制品公司因需要了解企业资产情况进行了土地评估，评估价值为1.13亿多元，但该土地资产未发生资产转移、改组、改制行为。根据国家的法律、法规规定，该项土地评估增值不行成企业所得税应税所得。该公司也没有对该项土地评估增值进行过摊销。

      “我们在企业改制过程中，是采取的承债式收购，不仅承担了企业的所有债务，还要安置企业职工。在国企改制过程中，企业形成的损益归国企。其收益，用于安置员工和作为改制的成本。上述帐务从2004年至今，我们一直挂在帐上，没有任何隐匿篡改，且每年都经过了税务部门每年的稽查。”力量集团公司总裁李贵高先生告诉记者，“试想一下，任何一个公民买了一套房，过一段时间自己评估一下，交易都没有进行，连所得都没有，难道也要交纳所得税？”

      “我国《刑法》201条规定的偷税罪，是指纳税人采取伪造、变造、隐匿、擅自销毁账簿、记帐凭证，在帐簿上只列支出或者不列、少列收入，经税务机关通知申报而拒不申报或者进行虚假的纳税申报的手段，不缴或者少缴应纳税款或者已扣、已收税款，偷税数额占应纳税额的百分之十以上，并且偷税数额在一万元以上，或者因偷税被税务机关给予了行政处罚又偷税的”。昆明鸿润税务师事务所的中国注册税务师张文莉女士告诉记者：“上述情况，力量集团均不存在”。

      一篇以云南省地税局名义于2007年10月19日上报给国家税务总局的《关于云南德宏力量生物制品有限公司偷税案件的情况说明》，披露：“本案已检查完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第63条规定定为偷税案件，本案于9月21日由省地税稽查局移交省公安厅经侦总队按司法程序处理。”

      记者经多方证实，云南省公安厅经侦总队经过数月调查，认为力量集团并不涉嫌偷税，因此不予立案。

     “我们的结论举报人不满意，所以要再查”

      7月22日上午，云南省地税稽查局邱局长接受了记者记者的采访。

      记者问到该局是否对云南力量集团公司进行税务稽查时，邱局长多次明确表示“才刚刚开始进行”。
      当记者拿出由云南省相关地州市税务局（稽查局）出具的十几份对力量集团开具的《稽查通知书》再次追问云南省地税局是从何时开始对力量集团进行稽查时，这位于今年6月份新到位的地税局长经过一阵沉默之后，告诉记者，“以前的调查是下面（各市州）地税局对（力量集团）各分公司的调查，这次是省局直接查”。

      下面是记者与云南省地方税务局稽查局的邱局长的一段对话。

      记者：“据我们了解，云南省地方税务局早在2007年9月不就有对力量集团稽查结论了吗？”

      邱局长：“没有”。

      记者向邱出示了从网络上下载的云南省地方税务局向国家税务总局汇报的《关于云南德宏力量生物制品有限责任公司偷税案件的情况说明》后问道：“这是不是（稽查）结论？”

      邱局长怔了怔：“这是初步结论。因为这是举报人举报的一个大案，（上述）这个结论，举报人不满意，所以我们还要进一步查” 。

      记者：“既然是初步意见，为什么会被公布到网上呢？”

      邱局长：“这个我也不清楚……这个案子是省纪委督办的（再次开始调查的）” 。

      记者：“云南省纪委介入本案的依据是什么，是否有明确的意见？”

      邱局长：“……”

     “作为国家行政执法机关向上级汇报的内部资料，为什么会公开出现在网络上？”、“稽查一年多时间，为什么还没有结论？”力量集团总裁李贵高先生举证告诉记者，这一年来，随着税务局的“稽查”进展，原本涉及到力量集团的核心经营机密，包括到商业银行贷款的资料，都十分及时而且非常准确的被网络或手机传播，甚至落到竞争对手手头。与此同时，我们也感受到“诽谤造谣者的气焰越来越嚣张”。

    “毋庸置疑，这完全是所谓的举报者和地税稽查部门某些人纠合在一起来陷害我们企业”。力量集团高管大都十分无奈，“（云南）省地税局个别人打着看似合法的旗号，实际上是极端放大利用国家赋予的公权，企图把我们的企业搞垮，达到自己不可告人的目的”。

      对于邱局长所言“云南省纪委督办”此案一说，记者从云南省纪委一位领导处证实：“这个案子省纪委从来就没有介入，云南省监察厅也没有（介入）”。

      尽管如此，力量集团究竟还要被税务机关“稽查”多久，没有人知道。 

------新化人民医院90倍高价药内幕调查

花上720元在新化县人民医院买两盒骨肽注射液，没想到在其他药店只需10元就能买到。     当患者李美雄（化名）觉得在“一直信赖的”新化人民医院遭到价格欺诈时，她立即去县消费者协会投诉，并要求医院在媒体上公开道歉。                                 （高价药的背后,凸显出当地医疗环境越来越糟糕，医患关系日趋紧）     药价翻了90倍    李美雄是新化县上梅镇白羊村人，没出车祸之前，她和丈夫在县城做服装生意。    2007年6月，李不幸遭遇车祸，导致右腿骨折，由于病情严重，李美雄由新化人民医院转入长沙163医院做手术，先后花费了6万多元。    因为伤势没有痊愈，今年8月，新化人民医院骨伤科医生为李美雄开了一张处方，叮嘱李要打一个月的针，由李美雄自己买药拿回家打。    医生建议李美雄在人民医院药房买骨肽注射液，考虑到在人民医院“效果有保证”，李美雄就要丈夫去新化县人民医院买两盒EA骨肽注射液（每盒规格为2ML*10支）。 经划价，EA骨肽注射液每盒价格为360元。“当时我老公身上只有715元，还特意回家拿了5块钱，才把药买到”，李美雄和丈夫当时也没多想，只觉得“这药有点贵”。    8月17日，李美雄去一家药店买奶粉，无意中发现EA骨肽注射液只要5元一盒，她当即花10元买下两盒，回家一对比，发现是同一种药品。    为进一步核实该药品价格，夫妇俩再次去新化医药总公司买了一盒相同的注射液，那里的价格更实惠，只要4元。    4元一盒的注射液，从人民医院里出货，价钱就翻了90倍，愤怒的李美雄决定要讨个说法。      维护权益还是漫天要价？     第二天，李美雄找到新化人民医院药剂科。     面对品种相同而价格相距甚远的药品，工作人员的解释是，西药房在2007年曾卖过一批粉剂骨肽注射液，每盒的价格为360元，在今年，粉剂骨肽注射液停止销售，但价格忘记了调整。     工作人员告诉李美雄，EA骨肽注射液每盒卖120元。也就是说，两盒药多收了李美雄480元。     李美雄显然不能接受医院的解释，就到新化消费者协会投诉。消委的工作人员在了解情况后，要新化人民医院“一赔一”赔偿李美雄1440元，但李美雄觉得医院要扣除240元的药费太高，就没有答应，双方协商未果。     随后，李美雄到新化县物价检查所，反映新化人民医院收费有价格欺诈的嫌疑。     物价所执法人员经过调查后发现，2007年西药房从长沙购进一批粉剂骨肽注射液，娄底市药监局等部门在抽查该产品时，发现不合格，这批药品被勒令下柜。代理商就从厂家拉了340支水剂作为该药品的填补。     据执法人员查实，新化人民医院西药房在4个月的时间里总共卖了160支EA注射液，每支价格为36元。     新化县物价检查所要求人民医院将多收的药费在15天内退还给消费者，每支退还24元，逾期不能退还的，一律没收上缴国库。     新化县物价检查所副所长曾涛告诉记者，骨肽注射液每支卖12元，通过了物价部门的核准。李美雄则认为新化县人民医院所卖药品 “贵得吓人”，因为市场上同类产品每支仅卖0.4—0.5元。    李美雄说，之所以要求新化人民医院公开道歉，是认为新化人民医院不单纯是工作失误，而是故意卖高价药。    同样是在今年8月，李美雄的姐姐因胆结石在新化人民医院动手术，同一处方的药，在外面的药店里买只要几十元，而到人民医院，需要500多元。“那么多患者选择人民医院，而医院却在狠狠地宰患者。”    李美雄告诉记者，医生要她至少打一个月的骨肽注射液，按着每天打3支计算，一个月下来，需要3240元（而她如果去医药公司购买只要36元）。对原本已为车祸所累的李美雄来说，这无疑是笔巨大的开销。    李美雄说，除了卖高价药外，新化人民医院出具的医药费收据只是一笔笼统的费用，没有明细账。 记者看到李美雄在新化人民医院就诊时的收据，“收费项目及金额”一栏写着：西药费，720.00。而李美雄在其他药店买药的收据上，则清楚地标明“品名”、“产地”、“批号”、“数量”、“单价”、“金额”、“规格”、及“有限期”，能让患者一目了然。   “在人民医院看病，就是一笔糊涂账，我们（患者）看不清楚。”李美雄说，去年住院的时候，她也打了半个月的骨肽注射液。    高价药背后的医院困境    新化县人民医院副院长伍锦平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医院方面已经向消费者道了歉，也愿意接受新化县消委和新化县物价所的处罚，但不能接受李美雄赔偿一万元的条件，认为这是“漫天要价”。    新化县消委一位姓邹的工作人员持此相同观点，“消委会切实维护消费者的正当权益，但赔偿标的不能超出现有法律法规范畴。” 伍院长坦承，新化人民医院近几年的医疗环境越来越糟糕，医疗纠纷和医闹时有发生，医患关系日趋紧张，这也成了新化作为一个有着130万人口大县但医疗市场紊乱、效益低下的一个样本。    受诸多因素制约，新化人民医院在闹市中艰难生存，以至于想要寻找一个适合医院长足发展的院长人选都很困难。 一位知情人士透露，新化人民医院作为一家有800多职工的国有医院，每月仅职工工资等开支需要20余万元，而政府每年的财政拨款也不过90万元，这也是新化人民医院“迟迟不能步入正常收费轨道的症结所在”。    据了解，在2007年全县优化经济发展环境社会化测评中，新化人民医院列为黄牌警告单位，刚上任未满一个月的院长险些就地免职。    今年8月，履新不到8个月的院长已经调离了新化人民医院。新来的院长，则来自新化县梅山龙宫风景管理处，之前在基层做行政管理工作。    而记者在新化人民医院采访时得知，职工对主要领导的任命颇有微词，他们希望通过“专家型”领导治院，让医院健康有序朝前走。    8月21日，记者在新化县人民医院西药房看到，取药处上方贴有一张显眼的红色条幅，上面写着：告病友，我院药品价格实行大幅度下调。    8月27日，李美雄在电话里否认向人民医院索赔1万元，并表示今后不再去人民医院看病。截至发稿时，新化人民医院还没有对此做出回应，李美雄也没有得到相应赔偿，本报将继续关注事态进展。    （记者：吴向家    稿源：《湘声报·法治周刊》）

                                                    遵义烟花鞭炮厂上演“猫戏老鼠”游戏

                                            （当地公安机关不愿多说烟花鞭炮厂的事情）

                                            （如今的遵义市烟花鞭炮厂已是杂草丛生）

                                           (提起自己的遭遇匡建甫的脸上写满气愤)

5月13日《贵州都市报》报道了这样一条新闻：废弃鞭炮厂囤积大量爆竹，8名学生接连被炸伤。该报道详细报道了8名学生先后从遵义市海龙镇一家废弃的鞭炮厂内抱出大量的烟花爆竹燃放，结果造成8名学生被烧伤，多人烧成重伤的事实。

废弃的鞭炮厂为何没有进行处置？谁是制造这起意外事件的真正元凶?所有这些成了广大民众关注的焦点。为了揭开这个谜底，本刊记者特意赶赴遵义市展开调查。

镇书记参股不成指使打斗

据了解，这个废弃的鞭炮厂名叫遵义烟花鞭炮厂，是湖南省邵东县人匡建甫创办的一家民营企业。1991年底，遵义市政府招商引资将匡建甫等人引到该市，匡建甫与几个邵东老乡一起来到遵义市海龙镇，在那里投资33万元，合伙筹建了遵义烟花鞭炮厂。

1993年3月，遵义烟花鞭炮厂正式投产。投产不久，当时的海龙镇党委书记邓刚提出要参股经营，但遭到匡建甫等股东的反对。这些外商人“不识抬举”的做法为该厂埋下了祸根，使该厂的生存发展面临着威胁。

遵义烟花鞭炮厂坐落在离海龙镇不远的一座山上，与鞭炮厂毗邻的是海龙化肥厂。为了打压烟花鞭炮厂，邓刚直接指使海龙化肥厂的人去与鞭炮厂争夺地盘。一天晚上，海龙化肥厂几十个人冲进鞭炮厂，鞭炮厂的工人弄不清楚对方的来路发生打斗。双方动用警棍、电击枪、催泪弹等混战半个多小时，最后化肥厂的人翻墙逃跑并报案。

红花岗区公安分局接报后，来到遵义烟花鞭炮厂，不问青红皂白，将鞭炮厂保安颜自林、匡建甫的儿子匡元宁（当时还是学生）二人抓走，并收审数月。

海龙化肥厂的人无视法律擅自闯入烟花鞭炮厂强拆他人的厂房酿成冲突，化肥厂的人没有受处分，为保护企业财产而进行自卫的鞭炮厂保安颜自林与匡元宁反被收审，这事在当地引起了强烈反响。匡建甫先后找到遵义市政府、政法委、检察院、纪委等部门反映情况。

在遵义市有关部门领导的高度重视下，原掀风作浪的海龙镇党委书记邓刚终于得到处分：行政记大过一次，撤销镇党委书记的职务。   

拒绝警察参股留下“隐患”

1993年10月，颜自林、匡元宁开始起诉红花岗区公安分局。两个多月后的12月24日，红花岗区人民法院裁定“红花岗区公安分局收审颜自林、匡元宁属超越职权行为”。

官司赢了，但遵义烟花鞭炮厂也并未因此而否极泰来。相反，闲散人员无休止的纠缠让众股东心生怯意。“我要绑架你的家人！”“我要炸了你的厂子！”恐吓与明目张胆的跟踪，迫使几位从湖南来的股东做出了放弃该厂的选择 。一个刚刚投产不到半年的厂子就这样被迫停产。

企业无法生产，看护厂房人员的工资，该缴的各种税费，加上水电费、生活费及日常开支等，几大股东亏得血本无归。从1995年开始，几大股东开始打合同纠纷官司，官司一打就是2年多，先后判了6次。1997年4月，众股东的合同纠纷官司终于结束，大部分股东一跺脚离开了遵义，发誓再不回头，只有匡建甫一个人选择了留下来，他坚持要“在哪里跌倒就从哪里爬起！”东借西借凑了些资金，匡建甫让停摆了4年多的遵义烟花鞭炮厂于1997年底重新恢复了生产。 

生产恢复正常后，有人开始对烟花鞭炮的利润眼红起来。1999年8月，遵义市公安局治安支队的警察姚正权找到匡建甫，让其利用鞭炮厂的特殊性，为治安支队销售没收来的炸药。后来，姚正权向匡直接提出，要求入股，由他负责摆平各方面的关系，由匡负责生产，利润共享平分，这个不合理的要求遭到了匡建甫的拒绝。此举让姚正权十分恼怒，于是，他开始利用手中的职权对遵义烟花鞭炮厂实行打击报复。2000年3月份，江西省上栗市连续发生烟花爆竹爆炸事故，全国开始对同类行业进行安全大整顿。4月4日，红花岗区分局治安大队长刘乃芬带队对遵义烟花鞭炮厂进行安全检查。刘乃芬细心检查一番后，列出了几点需要整改的问题。

公安越权勒令“停产停业”

遵义烟花鞭炮厂按要求进行整改完后，红花岗区公安局治安大队专门负责此事的负责人表示可以。不久，姚正权、刘乃芬又以有群众举报该厂电路不规范为由，于2000年8月17日对该厂下发了 “停产停业”处罚决定书。

接到“停产停业”处罚决定书之后，匡建甫找到红花岗区治安大队，谈了几点意见：一、该厂是按消防大队设计图建设的，且通过验收合格。二、治安大队检查时提出的整改意见，该厂已全部整改到位。三、该厂整改之后，经海龙镇政府、乡镇企业局、海龙派出所及区质监站检查验收合格，几个部门都签字通过，同意恢复生产。匡建甫的意见治安大队置之不理，只让他做了个告知笔录，最后问其是否需要听证。匡建甫在笔录上写明“要听证”，然后签上了自己的名字并盖了指印。

在离最后期限只有3天之时，匡建甫找到遵义市公安局法制科申请复议，复议的结果为维持原处罚意见。无可奈何之下，匡向红花岗区法院提起诉讼。在诉讼时证据交换时，匡建甫发现自己当时在治安大队的告知笔录被人篡改了。他当时写的是“要听证”，有人在上面添了个“不”字。这一字之隔关系到此案前面一系列程序是否合法，匡建甫提出要对此进行指纹鉴定。在鉴定过程中，负责审理该案的行政庭庭长徐光忠，法官王成从中作梗，帮红花岗区公安分局找到鉴定单位做手脚。匡建甫对此提出异议要求再鉴定，但是遭到拒绝。

就在诉讼正在进行之时，红花岗区公安分局治安大队刘乃芬伙同海龙派出所于2000年11月20日和12月30日2次到遵义烟花鞭炮厂采取行动，将该厂30多万元的半成品与库房内所有的原材料查封。对查封的厂房、成品、半成品、原料等海龙派出所未采取任何措施。2001年4月，正当刘乃芬带人去烧毁这个烟花鞭炮厂时，被贵州省公安厅予以制止。20多天后，匡建甫烟花厂的另一原料仓库被人放火烧掉，几十万的原料被化为灰尘。对此，红花岗区公安分局一直没有立案侦查。

漫漫维权路仍未到尽头 

为了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匡建甫上访至贵州省高院纪委。在省高院纪委的重视下，红花岗区法院纪委对篡改匡建甫告知笔录一事进行了严肃查处，结果徐光忠在全院通报批评，王成被开除。

尽管如此，红花岗区公安分局错误的处罚仍未予以纠正，2001年5月，一审判决匡建甫败诉。匡上诉至遵义市中院，再次败诉。官司一输再输，匡建甫没有灰心，他向检察院申请抗诉，检察院建议遵义市中级人民法院对此案进行重审。

2003年10月21日，遵义市中级人民法院对此案作出终审判决：撤销红花岗区人民法院【2001】红行初字第58号行政判决和遵义市中院【2001】遵行终字58号行政判决，撤销红花岗区公安局【2000】第259号行政处罚决定，限公安局在判决生效后30日内重新作出具体行政行为。从行政复议、一审、二审、再审到终审，匡建甫漫长的诉讼之路并没有因这个终审判决而终止。从那时候开始，他又踏上了更加漫长的申请行政赔偿的诉讼之路。在与公安、法院进行的法律游戏中，匡建甫就像一只掉进笼中的老鼠，被猫肆意戏耍着。

从2005年到2007年，3年时间内，匡建甫为讨赔偿的诉讼资料堆满了一个办公桌。2005年12月，红花岗区法院一审判决“驳回遵义烟花鞭炮厂的赔偿诉讼请求”。 匡上诉至中院后，中院以该厂营业执照已在2003年9月18日吊销为由，裁定“遵义烟花鞭炮厂无主体资格，驳回上诉”。此后，匡建甫只得以个人名义向法院提起行政赔偿诉讼，官司一打又是两年多，至今仍未得到一分钱赔偿。 

由公安机关直接关停一个企业，这是遵义市在民主法制中的一个“创举”，这一创举不仅为那8名学生被烧伤留下了隐患，更严重的是为遵义市的招商引资工作造成了无法估量的负面影响。 

匡建甫1991年从湖南邵东来到遵义市，17年时间，几十万元投资，为他换来的不是财富，而是一本又一本的判决书。“现在我终于明白，当初选择到遵义市来投资就是一种错误，后来还想在这里跌倒就从这里爬起更加是一个错误。” 匡建甫懊恼地说：“在遵义这地方，没有关系和后台，想办成一件事，真的好难！”

请求解决失地农民补偿安置问题，释放因维权被逮捕的村民、严惩以权谋私贪官，还百姓公道的公开信

尊敬的中共宜章县委周笑春书记：

我们是宜章县莽山瑶族自治乡村民，现就前任乡党委书记黄平山勾结永安村前任主任宋长华等人横行乡里、以权谋私，借改制为名侵吞集体财产，并且违法侵权用地，造成失地农民合法权益受到严重侵害，村民维权又遭逮捕，公安机关执法不公等问题，特向您致公开信，请求百忙中的您，能秉公办事，惩办以权谋私贪官，解决失地农民的补偿安置问题，依法公正处理因维权被捕的村民，还百姓公道，现将事实理由报告请示如下：

一、              借改制之名，行以权谋私之实，低价转让侵吞集体财产

我们莽山瑶族乡沙坪电站是1979年在当时人民公社领导下，由全公社人民出钱出力兴建起来的，是人民政府为当地老百姓造福所建的公益项目，该项目的建成，给贫穷落后的瑶族乡村民带来了光明，带了方便，结束了点煤油灯和松枝取亮的时代，促进了莽山的经济发展。2002年时任莽山瑶族乡党委书记的黄平山，在湖南郴州“小水电站”热的风潮下，见现成的沙坪电站有利可图，且该站又在自己的职权控制之下，便勾结宜章莽山森林生态投资有限责任公司（下简称森林公司），上演了一曲以改制为名侵吞电站集体财产之实的闹剧。黄平山采取威逼利诱等非法手段，不经评估与公开拍卖，就将时价100万元以上的沙坪电站，以14．8万元的极低价格转让给森林公司，而森林公司则是由宋长华与黄平山的弟弟黄继山、黄平山的妻妹李红霞等五人共同出资注册成立的。其侵吞这一集体财产的手段是：1、借改制之名，以乡、村干部均可入股等收买手段骗得有关人员的支持，召开所谓的村、乡干部及人民代表大会；2、威胁相关人员，扬言谁不支持改制就让谁回家，是干部的就地撤职，是人大代表的就地罢免。于是形成了，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的所谓“莽山瑶族乡第12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决议《关于对莽山乡黄泥塘水电站衽转让的决议》”（原名沙坪电站）。集体财产就这样被黄、宋两个领导利用职权侵吞为已。

此外，黄平山为了进一步支持森林公司，还利用手中职权将乡属林权山地等作抵押，从金融权构取得贷款400万元供森林公司经商使用。

二、森林公司取得电站后又不断扩张土地，且不与村民签订安置补偿协议并依法定程序审批办理使用权手续，系严重侵权违法用地行为。

        我们从来不反对有投资者来莽山投资，为莽山经济建设出力，但像森林公司宋长华等人这种以权谋私不顾乡民死活，违法侵权的投资者，我们绝不欢迎。

第一，   森林公司宋长华等人自取得沙坪电站后不断扩建，大量占用村民耕地，但其都不与村民协商解决安置补偿问题，也不到国土部门办理审批手续。失地农民为维权数十次到县国土部门、县政府上访求助，多年来至今也未得到解决。

第二， 森林公司非法占地（包括田、土、林地）其中水田20余亩、旱地30亩，牧地19亩，而莽山瑶族乡自古以来就是人多田土少，人均水田仅有6.5分，旱土3分。森林公司合计非法占地达70余亩，至少已导致70名村民永远失去赖以生存的这一宝贵生产资料，如不补偿安置失地农民，以后他们怎么活下去，政府、党委管不管森林公司的违法用地行为，管不管我们这些失地乡民的死活？

第三，  沙坪电站是1979年在当时公社领导下，由全公社人民出钱出力兴建起来的，是人民政府为老百姓造福所建的公益项目，该项目的建成为莽山村民带来了光明、带来了方便，促进了莽山的经济发展。为此在该站改制归森林公司所有时，前提条件也是要延续以前的用电状况不变，保障村民正常生产生活用电，森林公司当时也满口答应，只是电费变成森林公司按定价收取。可是电站被森林公司取得后。宋长华等人以老板自居，出尔反尔，摇身变成电霸，完全凭自己喜好决定如何供电、断电，最为严重的一次是去年11月份，宋长华以枯水季节发电亏损为由，干脆断电闭闸，致使钟家村、黄家畔村、永安村三个村相关加工企业因断电影响直接经济损失达60余万元。更缺德的是森林公司宋长华等人还不准永安小学给村里的学龄儿童报名读书，威胁学校如给村里的学生报名，就切断学校供电，像这样不法恶霸投资商能受老百姓欢迎么？怎么公安和政府就不去管管他们呢？

第四， 森林公司违法占地的同时，还野蛮施工，无序开挖渠道，新挖渠道毁水田十余亩。挖出的泥土、沙石堆积左右，导致大雨一来水土流失，毁水田十数亩。而开挖新渠道截断水源，又导致二十余亩地颗粒无收，致三十余亩地减产。而且由于改建的坝头超高，水面已淹致黄家畔大桥，导致大桥排水不畅，遇洪水即有跨塌危险，直接危及黄家畔400多人的生命财产安全。另外，由于渠道不设防护措施，还造成了黄家畔村一小孩落水死亡的严重后果。

     尊敬的周书记，上述一桩桩、一件件让人揪心裂肺的村民痛苦，难道只能敢怒不敢言么？这还是共产党的天下吗？共产党管不了这事么？

     三、村民周标全、周标云维权方法不当，其应为自己的违法行为埋单，但这实属事出有因，在法律上应予以从轻发落。

     森林公司违法占地在前，莽山村民动粗阻工在后。如果森林公司宋长华等人能公平合理地与莽山村民协商签定安置补偿协议，并兑现协议；如果县国土局、县政府对村民关于森林公司违法占地问题的反映和报告能及时有效的处理；如果森林公司宋长华等人2008年5月29日不是以200元/人·天的价格从一六乡雇请两车打手共计36名，借施工名义，携带录像、照像器材前来沙坪村主动寻衅滋事（人人手持长杆工具）；如果不是宋华长等人将村民周永茂打倒在地上不省人事，其又不愿将他送往医院救治，等等。可以说5·29毁物伤人事件就完全能够避免而不会发生。尊敬的周书记，并不是莽山人民不讲理，而是莽山人民太善良太容易受到伤害了，太不会依法保护自己了。我们认为在我们这里，没有不讲理的百姓和群众，只有不办事、不管村民死活的干部。

     如是血气方刚，头脑简单，没有法制观念的周标全、周标云两村民，遇事不冷静，将对方摄像机丢入水中而毁坏了对方的财物，实际上是中了对方所设的圈套（为公安机关抓捕维权村民制造事实依据），在5·29事件的冲突中铸下大错，但这毕竟是因本村土地被非法侵占而又得不到合理安置补偿所引发的过激行为，这与故意违法犯罪或违反社会治安危害一方百姓的行为有本质的区别。作为县公安局治安大队这一执法机关将其拘留教育我们表示接受，但是让我们村民不能理解的是：

第一、          拘留周标全、周标云两村民时治安大队未书面或口头通知其亲属，至今也没见到任何手续，于法不符。

第二、           对方故意寻衅滋事，伤了我方村民，治安大队却只将对方个别人拘留二、三天就释放了，做做样子，而对周标全、周标云两个人不但行政拘留15天，当时公安局领导还传出话来称：如果不接受他们主持调解的意见，就要将周标全、周标云两人升为刑事犯罪予以打击。截止本公开信发表日，村民二周已被逮捕。一件事、一个行为同时作出两次、两种不同的处罚，树剥两层皮，且不办手续，这究竟执的是什么法？

第三、           如果说对周标全、周标云的行为由治安处罚升级为追究刑事责任，能解决化解莽山村民与森林公司宋长华等人的纠纷矛盾，能为莽山构建和谐社会带来正面影响，能为莽山的长治久安起到促进作用，能使村民服气并不再为此事不断的向上级求助或不停的群体上访，我们村民觉得也值。但是这里有没有执法不公的阴影？有不有我们公安执法机关被森林公司利用当枪使的嫌疑？能不能让老百姓信服？会不会埋下更大的治安和纠纷隐患？会不会导致无休无止前赴后继的上访潮？

           尊敬的周书记，我们只希望县公安机关能凭良心办案，严格执法，一碗水端平，我们也恳求领导在法律许可的范围内考虑维权而犯事的周标全、周标云予以从轻发落，对于因二周行为导致森林公司损失的财产，在公平、合理、合法、有据的情况下，我们村民愿作赔偿。同时，对双方存在的纠纷及其有关权益问题，我们希望能合情、合理、合法的解决，但是如果有人以对周标全、周标云处理可轻可重为条件，来处理莽山村民与森林公司宋长华之间的纠纷权益问题，这样做交易，我们认为欠妥，不能接受。

           综上所述，特向尊敬的周书记请示报告，并致此公开信，恳望您能明察秋毫，指示相关部门公平、合理、合法的处理解决好莽山村民的失地问题以及由此引发的相关问题。乞乞哀哀，盼望青天。

       此致

敬礼！

                       公开信发表人：湖南省宜章县莽山瑶族乡受害村民

                                       2008年8月2日

注：发布本公开信之前的2008年7月8日已有内容基本相同的报告呈交中共宜章县委书记，但至今未有任何处理结果，迫于无奈，今天以公开信的形式予以发表，特向全社会求助，进行良心呼吁，以求舆论监督，恭请社会各界声援支持我们弱势群体这一维权行为。在此，表示深深谢意。 

     8月20日中午12时55分,成都百货大楼拆迁失败而倒塌，具体情况不知，目前暂时没有伤亡报告。

                                                   (成都百货大楼拆迁时突然倒塌伤亡至今不明)

                                                  (成都百货大楼拆迁时突然倒塌伤亡至今不明)

                                                                    （拆除前的成都百货大楼）

    成都百货大楼将在7月正式拆除重建，3年后将建成地上37层、地下5层的全新“摩天大厦”。7月份，成都百货大楼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官维正式发布消息，本月3日起，百货大楼将开始拆除前的甩卖，6月起全面清仓盘点，预计10月完成楼体拆除工作，今年底或明年初，正式动工开建。这栋大楼一直是人工拆迁的，不允许爆破拆除，但是今天中午12时55分，成都百货大楼拆迁失败而倒塌，人员伤亡情况不明。

     今年5月4日，北京律师刘云雷一纸诉状将“闪亮牌”亮瞳舒缓明目液的生产商和销售商一起告上法庭。据刘介绍，当时他也把周杰伦一起列为被告，但被立案法官拒绝。

    6月18号，在法院即将开庭前，刘云雷突然撤诉。

                                       (借助周杰伦的明星效益，“仁和闪亮”进入公众视野)

                                 (文件显示“闪亮牌”亮瞳舒缓明目液已被陕西省药监局注销)

    还原“注销门”事件

    今年4月，西部一家媒体的一篇报道称，陕西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以下简称药监局）已于9个月前注销了“闪亮牌”亮瞳舒缓明目液的生产批准证书和批准文号，但该产品仍在销售。

    这一报道拉开了仁和“注销门”事件的序幕。此后，健康时报、成都商报等众多媒体进行了跟踪报道，众多消费者开始关注此事。

    “谁用谁闪亮”，正是“闪亮牌”亮瞳舒缓明目液的这句广告语，它通过明星周杰伦进入公众视野。2006年12月12日，周杰伦与仁和集团签约，以1800万的身价成了“闪亮”品牌的代言人。次日，即开拍广告。

    去年7月25日，陕西省药监局签发了陕食药监法函（2007）36号文件，文件显示：闪亮牌亮瞳舒缓明目液（陕食药监健用字06050190号（更1））的生产批准证书和批准文号已被注销，同时要求立即停止该产品的生产销售。据媒体报道，在该文件签发之后，“闪亮牌”亮瞳舒缓明目液仍在销售。

    针对陕西省药监局的文件及媒体报道，江西闪亮制药有限公司随即发表声明表示，去年7月注销“闪亮牌”亮瞳舒缓明目液的批准文号是由于政策调整，并不是因为该产品出现质量或其他问题。目前市场上流通的“闪亮牌”亮瞳舒缓明目液均为批准文号注销前生产的。

    《陕西省保健用品分类目录》显示，眼部保健类仅包含眼贴和康复保健器具，“闪亮牌”亮瞳舒缓明目液明显不属于目录中的产品。同时，陕西省药监局所发的文件，也没有对注销原因做详细说明。

    健康时报记者通过与陕西省药监局政策法规处处长张平出示的“闪亮”明目液的备案说明书相对照，发现“闪亮”明目液涉嫌篡改说明书11处，其中包括出品单位、地址、有效期和用量等。

    对此，该公司有关负责人对媒体表示，他们的说明书“均严格依据‘陕西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保健用品标签说明书审核备案文件’进行标注。”，因该产品由西北大学生命科学院医药保健品研究中心与公司联合生产，故在说明书上增加了公司地址、邮编等内容。

    张平表示，按照《陕西省保健用品管理条例》的规定，产品名称、出品单位、地址是可以通过申请变更的，而说明书上的其他内容一般是不允许变更的。

    为公众利益维权

    今年4月26日，刘云雷在北京医保全新大药房购买了“闪亮牌”亮瞳舒缓明目液。几天后，他从媒体得知，该产品的批准证书和批准文号已经在9个月前被注销，刘云雷非常气愤，“一个知名企业为了一己私利，竟然生产假的产品，严重侵害了消费者的利益”。

    5月4日，刘云雷一纸诉状将“闪亮”的生产商、销售商告上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他认为，“闪亮牌”亮瞳舒缓明目液在生产批准证书和批准文号被注销后仍然生产、销售，并且篡改说明书，误导和损害了包括自己在内的广大消费者的合法权益，请求法院判令立即停止“闪亮牌”亮瞳舒缓明目液的生产、销售，并要周杰伦停止“闪亮牌”亮瞳舒缓明目液的代言行为，避免继续给广大消费者造成损失。

    经媒体报道后，周杰伦大陆地区的经纪公司在周的官方网站上发表声明称，周杰伦代言的是“闪亮”品牌系列的另一产品，不是仁和“闪亮”牌亮瞳舒缓明目液，同时他们“深信仁和公司以及其旗下的产品不会出现报道中的问题”。

    “周杰伦作为一个歌手、知名人士，在没有审核产品相关基本材料的情况下为其代言，在一定程度上助长了闪亮的违法行为，对其代言应承担一定的责任”，刘云雷接受媒体采访时说，“仁和闪亮舒缓明目液的包装上有周杰伦的照片，并且‘谁用谁闪亮’的广告也是他拍的，当然要将他列为被告”。

    在立案时，刘曾把周杰伦一起列为了被告，但立案法官以《法制日报》的一篇报道为借口不同意将周杰伦列为被告，为了能尽早立案，以达到提醒广大消费者的目的，他把周杰伦从被告中撤了下来，并表示在开庭的时候会依据相关的法律追加周杰伦为被告，以规范明星代言市场的混乱行为。

    据媒体报道，此前著名打假人士王海曾在成都向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反映此事，并向四川省工商局递交了举报材料，在材料中要求对企业处罚，没收周杰伦的非法所得1800万元。

    此前，专家曾建议有关部门出台相应的企业代言法或细化广告法的相关条款，明确代言人的相关责任以及处罚条例。此外，还建议建立代言诚信档案，对代言不实者应取消其代言资格。

    闪亮诉讼风暴开始

    就在众多媒体翘首期盼“闪亮”开庭的时候，刘云雷律突然撤诉，并向法院递交了书面撤诉书。刘云雷律师的这一行为令众人困惑，他的这一举止与当初立案接受媒体采访时的信誓旦旦形成非常大的反差。是双方已达成调解还是别的原因呢？

   “我没有和仁和达成任何调解协议，撤诉也完全是处于诉讼角度考虑的。当初立案的时候没能把周杰伦列为共同被告,考虑到开庭后再追加周杰伦为被告会影响诉讼进程。因此，撤诉是为了重新立案时把周杰伦一起列为被告。”刘云雷在接受采访时确认自己已经撤诉。同时说，“立案后，有部分消费者找到了我，希望可以代理起诉闪亮。为了达到维权的目的，在和部分消费者代表商量后，我们决定在不同的法院分别起诉，当初急于立案提醒公众的目标已经初步实现，于是就撤诉了，没有别的什么原因。”

    消费者于女士说，她是一名IT职员，是周杰伦的铁杆粉丝，使用仁和“闪亮”完全是因为该产品是周杰伦给代言的。当初看到关于“仁和闪亮”明目液的相关报道后，她不敢相信这是真的，更不能相信自己的偶像会给该产品代言。在得知消费者刘云雷把闪亮告上法庭后，也决定向法院起诉，鉴于消费者刘云雷是律师，于是决定委托刘云雷律师帮助自己打官司，刘云雷律师非常爽快地答应了，并愿意免费代理。

    集体维权转为公益诉讼

   “我这么做，是为了让他们停止销售这个产品，生产商、销售商和代言人出来承认错误，同时也让广大消费者可以维护自己的利益，我们进行集体诉讼，同时也是公益诉讼。”刘云雷如是解释自己坚持并愿意代理其他消费者诉讼的原因。

    中国法律信息网公开信息显示，公益诉讼不是单独的诉讼形式，而是以诉讼目的为基准界定的概念，它指的是检察机关、公益性团体或个人所进行的具有公益性质的诉讼活动。与维护个人和组织自身合法权益的私益诉讼相比，公益诉讼的诉讼目的是维护国家利益和社会秩序。

   “结合我这些年的从业经历，公益诉讼面临的最大阻力还是行政干预，同时国家也没有公益诉讼的相关法律法规”，谈及公益诉讼，刘这样说。

    《民事诉讼法修改建议稿》课题组主持人、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江伟教授撰文指出，我国整个法律体系并没有规定公益诉讼制度,虽然存在大量从实体权利方面保护公共利益的立法,但普遍缺乏可诉性；从立法精神来看,我国的宪法和诉讼法并不排斥公益诉讼,但由于公益诉讼案件往往针对当地的社会敏感问题或者具有相当大的社会影响力,法院对此存在种种顾虑,不愿轻易介入，有关的司法解释也做出一些限制。因此,立法规制的缺陷和司法机关的消极态度是目前我国公益诉讼发展的最大障碍。

    江伟认为在我国的公益诉讼中，需要鼓励个人和社会团体提起公益诉讼，法院也要改变对公益诉讼的消极态度,及时提供有效的司法保障，律师对公益诉讼的积极参与是公益诉讼有序运行的重要保障。

   “公益诉讼已经成为一种广泛的全球性现象，我们要做的正是将公益诉讼制度写入我国的《民事诉讼法》,真正使公共利益得以实现。” 江伟如是表述。

           稿源：《记者观察·民声》杂志
           本刊记者  王继高 司会军

     妻子发包 丈夫承包 劳动副局长如何套取退耕还林款（下）

     邵阳市绥宁县是个林业资源十分丰富的地方。该县劳动局副局长黄民政利用其妻子职务之便,在妻子、丈夫、儿子之间发包与承包，从而套取国家退耕还林款。部分村民的不满归结起来有三条：一是，绥宁县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副局长黄民政一家三口所承包的三房村的山林，没有经过合法的手续；二是，承包的林地中有百余亩根本不符合退耕还林的政策，存在骗取国家退耕还林补助资金的情况；三是，这样一家人之间的发包承包条件过于优越，发包价格低廉。 

    妻子是发包人，系绥宁县武阳镇三房村原党支部书记林清容；承包人是丈夫，系绥宁县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副局长黄民政；而另一个承包人则是他们还未成年的14岁的儿子黄志文。这样一个好似一家人之间的发包承包，其主要内容是确认三房村集体所有的上千亩山林以极优惠的条件承包给黄民政一家30年。此事一出，舆论哗然，有当地村民认为，这是国家的惠民政策被肆意践踏了。真相究竟如何？请点击视频》》》

     妻子发包 丈夫承包 劳动副局长如何套取退耕还林款（上）

     邵阳市绥宁县是个林业资源十分丰富的地方。该县劳动局副局长黄民政利用其妻子职务之便,在妻子、丈夫、儿子之间发包与承包，从而套取国家退耕还林款。部分村民的不满归结起来有三条：一是，绥宁县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副局长黄民政一家三口所承包的三房村的山林，没有经过合法的手续；二是，承包的林地中有百余亩根本不符合退耕还林的政策，存在骗取国家退耕还林补助资金的情况；三是，这样一家人之间的发包承包条件过于优越，发包价格低廉。 

    妻子是发包人，系绥宁县武阳镇三房村原党支部书记林清容；承包人是丈夫，系绥宁县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副局长黄民政；而另一个承包人则是他们还未成年的14岁的儿子黄志文。这样一个好似一家人之间的发包承包，其主要内容是确认三房村集体所有的上千亩山林以极优惠的条件承包给黄民政一家30年。此事一出，舆论哗然，有当地村民认为，这是国家的惠民政策被肆意践踏了。真相究竟如何？请点击视频》》》

     妻子发包 丈夫承包 劳动副局长如何套取退耕还林款(下)
    http://hyligeng.blog.163.com/blog/static/188628712008769405161/

□ 《南方周末》部委观察员马昌博

　　有关记者证的话题一直是新闻出版总署的热点问题。

　　最近总署署长柳斌杰在接受人民网的访谈时,提到了没有新闻出版总署颁发的记者证是否就是假记者的问题。柳说,一些新闻单位自己发放的采访证,比如有些电视台就有自己发放的采访证,有些报社的工作证,他们也确实是真的,这都要从实际去核查、核验,不能简单地说哪个是假的哪个是真的。

　　本观察员的印象中,这也是总署官员第一次就“没证的记者是否就是假记者”表态,而这一表态也对“没证的真记者”是一种保护的姿态。

　　之前曾有地方规定,没有总署的“新闻记者证”是假记者,总署的相关官员对本观察员说,当时曾跟该地方沟通,认为这样判断太绝对了一些。

　　不过总署自己也规定,新闻从业人员只有跟所在单位连续签约达一年以上才可以申领记者证,这期间该记者采访是没有证件的。该官员说,上述规定应该在合适的时候给予更改。

　　实际上,此事还涉及到部门之间的纠葛。本观察员接触的总署官员说,按规定无论是报刊、通讯社、还是广电单位,都是由新闻出版总署发放统一的“新闻记者证”,包括新华社、人民日报等正部级单位莫不如此。

　　但从2004年开始,广电总局开始核发自己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广播电视编辑记者证》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播音员主持人证》。此前,国务院发布了第412号令,对确需保留的行政审批项目设定行政许可,其中第313项为“广播电视新闻采编人员、播音员、主持人资格认定”,实施机关为国家广电总局。

　　近几年来,广电总局方面很少到新闻出版总署申领“新闻记者证”,这使得中央电视台的很多新记者也没有“新闻记者证”。

　　本观察员的了解中,有些省份的广电记者是两证都持有,而有些地方,则更多是持有广电系统的“广播电视编辑记者证”。

　　由此,如果地方上严格规定没有“新闻记者证”的都是假记者,那么持有广电编辑记者证的也便是“假记者”了,显然也无法如此认定。

                                                            (康师傅矿物质水证实系自来水制造)

                                                         (康师傅矿物质水证实系自来水制造)

       在很早以前，我就听过康师傅大名了。最出名的就是它的方便面，在全国各地的火车上都有售，实为出门旅行第一佳品。后来看到娃哈哈做饮用水做成功了，于是眼红了，便也跟风做饮用水了。这就是康师傅的不聪明了，你做方便面做得好好的成为行业第一，干嘛还要跟在娃哈哈屁股后面做饮用水千年老二？

　　好吧，就算康师傅做水我们管不着，可是没想到的是，康师傅居然连水都做得不厚道，特别是广告做得很不厚道。为什么这样说呢？看一下它的最新广告吧，据它称康师傅是“选取了优质水源”，并且其中的矿物元素是“游离态”的。就光从这两句来看，我们就可以断定，康师傅是在做虚假广告，构成为对千百万消费者的严重欺诈，对广大消费者的利益构成了严重的损害。

　　据中国《广告法》规定：虚假广告就是指商品宣传的内容与商品的客观事实不符，使宣传对象或受宣传影响的人对商品的真实情况产生错误的联想（注意此点），从而影响其购买决策的商品宣传。比如，在广告中对质量未达到国家标准的商品谎称已达到国家标准的要求，非优质产品谎称已获某级政府颁发的优质产品证书，使用劣质原材料（注意此点）制成的商品谎称使用某种优质原材料制成，或者使用“全国第一”、“誉满全球”等字样，这都属于典型的虚假广告。

　　那么为什么要说康师傅在做虚假广告呢？还是先从上面那两句宣传语来说。

　　首先来看“选取优质水源”的“选取”二字。按照字典上的解释，选取是经过甄别、区分之后做出的选择，含有一个舍劣取优的含义。而网友人肉搜索，赫然发现康师傅的水厂就建在市区，根本没有所谓的“优质水源”，而是用自来水灌装！我也随便买了一瓶康师傅的水，上面赫然写着厂址赫然是“重庆经济开发区龙丹路29号”，千万不要告诉我说在重庆经济开发区里会有什么优质水源，这里除了自来水，还有什么水？这样一来，从法律层面上来说，康师傅在这里用“选取”就已经站不住脚了，因为自来水是最基本的饮用水源，根本没有“选取”的必要。就像一个网友说的那样：如果是自来水，康师傅何必要“选取”？要是这样也能叫选取的话，那康师傅倒是指出了一条发财新路，各位网友明儿赶紧去来瓶子灌装自来水，然后包装成饮用水出售。然后理直气壮的嚷嚷：“老子这水的水源是特地选取的，专门选取的。要是工商卫生部门来查了，就可以这样说：凭什么康师傅搞得，我就搞不得？要查也要先从康师傅查起，要不然就是人心不服。

　　说过了选取，再来说优质水源。对于优质水源的理解，因地理条件的不同而迥异。可能对于干旱饮水困难地区的人们来说，自来水也马马虎虎算是优质水源了。但问题是，康师傅的消费者是否认同这个标准？答案自然是傻子也想得到。若是不信的话，我们可以在网上做个测试，放这个广告给500个人看，看看有多少网友在看了之后会产生山泉水、冰川水的“联想”。如果比例超过50%，康师傅的广告就是典型的虚假广告，用阎世铎的话来说就是“杀无赦定斩不饶”，要罚他一个倾家荡产不可，谁叫康师傅拿中国的千万消费者的身体健康来开玩笑？这个玩笑难道也是可以胡便乱开的？不知道康师傅公司里心里是否还有“人命关天”这四个天大的字存在？退一万步说，就算喝起来没什么质量问题。您拿自来水说是优质水源，这是侮辱我的人格呢？还是侮辱我们消费者的智商？那么要是按康师傅这么说，我们每天真是过上优质生活了。早上起来，上完厕所，我用优质水源冲马桶，然后用优质水源刷牙洗脸，煮粥，要是碰到周末我还用优质水源抹一次地。我们的和谐社会也算是提前实现了。可这样的谎言，谁信？

　　 但是话说回来，康师傅做这样的事也不是一回两回了，连十回八回都算不上，可以说已经有几百回这样的历史事迹了。如果大家记忆力还好的话，应该能回忆起，当初最先在电视上打方便面广告的就是康师傅。从第一个方便面广告算起，康师傅就开始造假：刚刚煮好的大块牛肉、新鲜的蔬菜、劲道爽滑的面条……，这些广告不知道勾起多少人的食欲，让无数消费者从此将方便面视为生活必备食品。而康师傅凭借着这样的广告成为中国方便面行业的老大。可是真正又有多少人知道，广告中的面以及佐料与真正的康师傅方便面相差何止十万八千里?我们已经被他欺骗得太久太久了，原来我们一直都被康师傅蒙在了鼓里。而我们内地虚假广告风起云涌，一直到现在还绵延不绝，其始作俑者正好是康师傅。不知道康师博的老总有没有担心过“始作俑者，其无后乎”这个问题？

　　如果康师傅还执迷不悟的话，那恐怕到时候康师傅吞进去多少，还得原样吐出多少。康师傅要是不信的话，那就等着无数消费者的怒火吧，没有人会被甘心愚弄的，到时候康师傅要是被万千消费者的怒火化为灰飞烟灭时，那真的是哭得地方都没得找，说理的地方更是没得找，只有自认倒霉，谁叫康师傅当初自作自受，今日自作其因，他日自受其果罢。

　　康师傅，好生记着这句话，天作孽犹可知，自作孽不可活，你现在正走在自作孽这条路上，到时候不管有怎样的理由，你也没有资格怨天尤人呼天抢地哭爹叫娘的！

　　衡阳最出名的事是2003年11月3日，那天早上李文革的楼盘起火，死了二十个救火的消防警察，李因此被判了刑，公司也差点关门。那位李总对法院判决不服，认为消防部门有推卸不掉的责任，后来为什么他不告了则不得而知。

　　贵州最出名可能是今年六月中旬，瓮安县的老百姓烧的几把火，烧了县委政府公安局，撤了书记县长政委局长的职。衡阳与瓮安出名都是因为火，都惊动了天庭。不同的是衡阳将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瓮安是小事闹大大事乱套。衡阳的官员都事后平安无事继续做官，瓮安的官则打了板子摘了乌纱帽。

　　由此，可见做官是有学问的，办事是有讲究的。我们的领导在学习理论知识时往往是为了混个文凭与学位，其实应多向湖南尤其是衡阳的官员学习实践知识，应来衡阳的官场现场取经。该学些什么只要来了便不会失望，且不说满载，至少不会空手。

　　这些年反腐败，安徽、河南、天津、辽宁、山东、上海、深圳乃至北京等地，哪有官员不出事的，只有湖南的东窗依然平静，被抓的高级干部最少，而且都能四平八稳地按步就班排队升官。

　　以衡阳而言，这里的市级领导几十年来几乎个个升官发财，只有个已退休数年又当过银行董事长的刘某某出事，虽查没了千百万，但官场是:一人犯罪不涉他人，刘某某自然知道这潜规则，故大家仍然是清白洁身的。

　　衡阳的经济发展速度与规模不如其它城市，老百姓很穷很苦，但这不影响干部的流动与升迁，做官的小日子还是有滋有味的，这得易于上级满意的“稳定第一”标准，故“管、卡、压、打、抓、判”很常见，也没见到几个不服的后来打赢了官司；更得易于全省公检法的共同和谐的参与精神，故省高院从院长到庭长处长都带头不看天平只看银子办案，才有衡阳市中院效仿省高院，这次也去了几个院长、庭长进看守所，估计过几年他们便又谈笑风生地聚在一起摆几桌酒宴了。

　　衡阳的老百姓本来是性格刚直“暴躁”的，但如今已难见拿刀去公安局大楼捅几个解恨的，更没有饿死人的家里会出个乞讨的。衡阳人的“怪”是跟王夫子学的，老百姓很喜欢“夏天打伞，晴天着屐”的船山文化，奴才是不会离家出走的，都赖在家里排队，有能力的外出打拚了。今天的某省委副书记当年就是不得志被挤走他乡的，好在深圳特区是个移民城市，其包容性让他有了展示才能的平台与机会，故最后当了市长，又当了一个省的省委副书记。

　　衡阳的官场也有圈子，每个圈子都有掌门人，网络语言叫班主，叫“斑竹”也行。“斑竹”一般是职别最高的官，同时是省上某个圈子的一员，个别“斑竹”甚至是北京某个圈子的会员。

　　因为有大圈子罩着，故衡阳官场抗震能力很强，九级地震也没什么大不了的。因有大圈子关照，则可能会出现在职的省领导会为一个科长岗位特别招呼现象。因为有大圈子保护，红网论坛上的某个不利于“光彩形象”的帖子会被一个乡镇领导找关系找理由锁上或删掉。因为有大圈子做靠背，对不听“招呼”的愚钝刁民是可以任意处置的，民告官在衡阳别说胜诉，十有八九是不立案的。

　　对老百姓的诉求，原则上是不闻不问的，也就是漠视；对上级尤其是圈子领导的私下招呼，则不惜违规违法去落实执行；对中央文件，则走过场阅处，无非是多开几个会，亲自在麦克风前强调“思想上高度重视，措施上切实深入，效果上又好又快”的八股套词。对检举官场特别是涉及自身名利的举报材料，则组织人马编造罪名进行“莫须有”式的打击报复。对上级点名查办的人与事，能塘塞能马虎能硬扛能欺骗则无不用之其极，再不行就贿赂上级，按衡阳官场的经验，菩萨也喜欢烧高香的。

　　在北京的天上人间，一夜花几十万元请客的，大多是地方官员在作东，享受的都是三品以上的要员。京官也有爱钱与色的，中央领导身边的秘书与亲属及圈子都是不打“笑面人”的。老百姓姓的是百家姓，毕竟没有姓钱的子孙生出来。谁举报就能饿死谁，强治则安国，安稳就升官发财了。

　　衡阳市下辖某县有个姓李的农民，因种“黄花菜”成了全国闻名的农民企业家，种黄花菜本无什么稀奇故事可讲，但“黄花菜”经过乡、县、市三级官员的精心包装，硬是用“花轿”将一个农民连同“黄花”一起抬进了北京的人民大会堂，种菜的成了国代表，黄花成了金花，衡阳官场终于造出了个“黄花集团”董事长，造出了一艘农业规模产业化的经济航空母舰。

　　一个不涉窗外事只知捏泥土的农民，本不知做假，但他硬是让几任书记市长哄进了卫星航天班，扶上了老虎背，成了种“黄花菜”带领群众致富的先进典型。此农民入“道”后进步神速，可能是与生俱来的政治悟性让他随即羽化成仙，他做假越做越聪明，不但拔高了“模范”与“代表”地位，而且又走马灯似地换了几个老婆。

　　他知道一个简单的道理，这就是：只要拿银行的银子办事，挥霍了便想怎么顺就怎么顺。

　　那些年他牛皮吹得好大，干部们的嘴巴也笑得好大，“黄花集团”成了农业的典型，成了衡阳的政绩形象。市领导常陪中央领导来视察指导，此农夫便无愧玩猴的江湖高手，哄得官爷们高兴舒服，于是他放个闷屁也成了农业科技研发成果。　

　　看到那“已学会弄虚作假的‘李董事长’与好大喜功的各级领导”的合影照片；看到一个个领导挥毫题词拿润笔费；看到几级宣传部与各家新闻媒体推波助澜地吹嘘；看到地方官满面红光，世界便会感慨万千，菩萨也会惊呼不得了。　

　　衡阳的官场作假让银子从国库与金行如长江水滚滚而来，官员们春风得意地按自己的愿望跨上了升迁的火箭，结果是官员们该升的都升了，但农民“李代表”的牛皮却吹破了，企业家如今欠了银行几个亿。“李代表”除为国家作贡献多讨了几个女人生一窝子孙预备贡献国防外，其余是什么都成了宇宙中的泡泡了。

　　农民“李代表”做完道具后还是农民，变了的是当年哄“李代表”演戏戴面具的人，那些人乌纱帽更大了，又找新的道具去了！　

　　上世纪末的十几年，楚天之下可谓“正午无光”不见生机，未来的历史学者可将湖南这段历史标记为一个经济停滞的农耕时代。

　　当沿海的广东、福建、江苏、浙江、山东、辽宁等省大开“省门”经济腾飞时，湖南仍在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做的是“十万干部下基层”的务虚的劳民伤财的勾当。邓小平说的“老鼠”没抓几只，倒是官爷们把一些会抓“老鼠”的好“猫”轰出了湖湘大地，结果自然是硕鼠成灾，谷仓空虚，老百姓油水欠缺脸泛青色。如此，天生不知道也不愿意乞讨的湖南衡阳人纷纷外出做工以求生计。
　
　　衡阳的官场在“正午无光”时代是个典型的造假务虚时代，尽管当年的官员大多都升职或到了退休年龄平安降落，但经济排序的名次已不如从前，从建国初期占全省经济总量的三分之一到二十世纪末利税总额不及东莞的一个小镇，强悍暴烈的衡阳人忍着肝火在骂娘捅天，他们放弃建设家乡的理想无奈地告别妻儿与故乡，去了深圳上海等地谋生，每一个打工者都养着一个家，这些下岗破产企业所留下的家庭没有满足基本生活的救济，如同农村的贫困乡村，城市失业群体连小菜都没得吃，捡市场菜叶吃的城里人是“正午时代”司空见惯的现象，这在衡阳的民生历史上是铭刻于万人之心的。
　
　　那个时代的官现在正在位置上坐着，没有谁能打他们的板子，也没有什么回忆能让他们反思，他们自己连同七姑八姨不是干部就是企业家，家家都过的是好日子，成了小平同志说的先富起来的那部份人。他们升官发财是理直气壮的，但又是遭到全社会弱势阶层唾骂与痛恨的。

　　今天的老百姓聚在一起论官，说来说去只说见着了一个叫贺仁雨（曾任衡阳市市长）的好官，值得衡阳人自豪的是这个官是“本地产”的本土人，乃衡阳市石鼓区人士也。但好官无官运，干得好好的因得罪了“圈子”与省中那大庙的“主持”者，便滚蛋了！
　
　　“贺仁雨又怎么样？”如今成了衡阳官场一些五毒俱全官员的口头禅，他们更加骄横拔扈，但愿某天有个在衡阳干了一番事业的书记或市长能把这句口头禅换掉，至于换个什么，就要看其是如何作为了！
　
　　总之，好人无好报不罕见，好官无好运更不罕见，这便是湖南的官场，更是衡阳官场的经验总结。说假做假，欺上瞒下，结“圈”织“网，”贪贿无量！谁能治好这蒸湘石鼓边上的衡阳官场！？
 

        甲方工地砸死人,判无关的乙方赔钱,十位省、市人大代表、政协委员联名上书要求纠正
      郴州市一拆迁场地上掉落预制板致人死亡，北湖区法院竟然判决由还没有进场的修路的公司赔钱。近日，该市李步凡、刘云山等10位省市人大代表、政协委员联名上书郴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对北湖区法院在这起人身损害赔偿纠纷案审理中的公正提出质疑，并请求郴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加大对基层法院执法的监督力度，按法律程序纠正这一起有失公平的判决。

      郴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有关人员表示，“目前，北湖区法院的判决不是终审判决，我们将会依法重新判决。”

                              （北湖区法院涉嫌枉法裁判，省、市人大代表、政协委员要求纠正 李根 摄）

                                            （拆迁的围墙边与水泥路面相距至少十五米 李根 摄）

      掉落预制板致人死亡

      这起在郴州引起强烈反响的人身损害赔偿纠纷案发生于2006年12月4日。当天上午，耒阳市农民陆开义到郴州市新世纪房地产开发公司负责的桔园路段工程正在拆迁的工地上捡破烂，当他在取一根钢筋时，拆迁房屋的一堵墙垮塌，掉下的预制板将陆开义压在下面。当地群众听到墙壁倒塌的声音后，迅速赶了过来搬开压在陆开义身上的预制板，并向120求救。陆开义被送往医院后抢救无效死亡。

      事情发生后，陆开义的亲属找到桔园路段工程的开发商——郴州市新世纪房地产开发公司及负责该路段拆迁的北湖区三里田村冯家组，要求这两家单位对陆开义的死亡进行赔偿。在赔偿请求遭到拒绝后，陆开义的父亲陆科平、妻子张为英、儿子陆鲜等于2007年5月8日向郴州市北湖区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以施工方在施工场地未设置安全警示标志、未采取任何安全防范措施为由，向该工程项目的甲方新世纪房地产开发公司及负责拆迁工程的冯家组索赔19万余元。

      两次开庭无结果

      北湖区法院受理陆科平等人的诉讼之后，法院先后两次开庭对此案进行审理。在审理过程中，两被告都不承认自己对陆开义的死亡负有责任。新世纪房地产开发公司认为：该公司并非出事的拆迁房屋的所有人与管理人，该场地的拆迁工作由冯家组负责，新世纪房地产开发公司既不是产权所有单位也不是施工单位，因此无须负任何责任。
而负责拆迁的冯家组则以其已于2006年7月31日将此场地交给了新世纪房地产开发公司为由，拒绝承担责任。两家单位强硬的态度让负责审理此案的法官对如何判决此案左右为难。

      为了尽快了结此案，有人给当事人出了个主意，将负责道路建设的宏发建设公司追加为第三被告，让这家外地来的公司来当替罪羊。就这样，在事情发生将近10个月，法院开庭4个多月后，当事人于2007年9月20日，将负责该工程道路施工的宏发建设公司追加为第三被告。

      无关的“乙方”成为第三被告

      2007年9月20日，法院给宏发建设公司送来了《参加诉讼通知书》、《告知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让该公司参加开庭。接到出庭通知书时，宏发建设公司负责人惊诧不已，因为在整个工程项目中，宏发建设公司只负责道路建设，而陆开义出事时，该公司还没有进场。据了解：桔园路段工程的甲方为新世纪房地产开发公司，2006年7月24日，新世纪公司与冯家组签定了《拆迁协议》，将该项目的拆迁任务交给了冯家组。同年9月28日，新世纪房地产开发公司与宏发建设公司签定合同，由宏发建设公司负责道路建设。按照合同，拆迁工作完成后，宏发公司应于2006年11月1日进场施工。

      后因拆迁工作延期，宏发建设公司直到2006年12月5日也就是陆开义出事后的第二天才正式入场。“我们本来与这事八杆子都打不到，成为第三被告真有点莫名其妙。” 宏发建设公司负责人肖先生告诉记者，陆开义是在我们未进场前被拆迁房屋的预制板砸伤致死的，与我们没有任何关系，所以接到法院的出庭通知后，我们没当作一回事。

      第三次开庭判决“乙方”赔偿

      2008年3月中旬，这起闹得沸沸扬扬的人身损害赔偿案在郴州市北湖区法院第三次开庭。在法庭上，新世纪房地产开发公司、冯家组依然坚持前两次开庭时所陈述的理由，坚称自己与此事无关。
宏发建设公司更是据理力争：“宏发建设公司既非该工程的管理人也不是该房屋的所有人，陆开义出事时宏发建设公司还没有进场工作，而原告又是在超越举证期限后提出追加第三被告申请的，原告也一直没有提供任何证据证明宏发建设公司存在过错，所以他们变更诉讼请求违反了法律规定。”

      2008年5月6 日，北湖区法院对此案作出了令人始料未及的判决：驳回原告对冯家组的起诉，宏发建设公司负责赔偿死亡赔偿费、安葬费及抚养费等共计37991.831元，工程项目的甲方新世纪公司则只负连带责任。此判决结果一出，郴州市一片哗然，大家对此议论纷纷：人是因被拆迁房屋的预制板压伤致死，根据常理，如果要追究责任，首先是负责拆迁的冯家组没有采取安全防范措施，其次是开发商新世纪房地产开发公司，安全监管不到位。“宏发建设公司连施工现场都还没有进，判该公司出钱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社会各界反响非常强烈

      这一离谱的判决不但在群众中引起强烈反响，同时在当地一些党政机关也引起震动。李步凡、刘云山等10位省市人大代表、政协委员获悉此事后拍案而起，他们联名上书郴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指出这次审理的程序是违法的，一审法院判决宏发建设公司承担赔偿责任属于枉判。他们强烈要求郴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加强对基层法院的监督力度，依法纠正这一错误的判决，同时对作出错判的法官加强业务培训和思想教育。

      10位省市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的联名书引起了郴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领导的高度重视，主管民事审判工作的副院长当即将此批转到中院民一庭：一审审得太粗，请按程序进行再审，进行仔细合议。2008年5月17日，宏发建设公司因不服此案判决提起上诉，他们上诉的理由是：一审法院前两次开庭，原告都没有将宏发建设公司列为被告，开庭后4个多月再将其追加为被告程序违法，法院应该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宏发建设公司的代理律师说：“事故发生在拆房施工现场，拆房的是冯家组，宏发公司是修建道路的，而且他们还没有进场，他们没有义务也没有资格到别人的工地上去设置安全警示标志、采取防范措施，因此北湖区法院的这一判决离谱得令人不可置信。”

      据了解，北湖区法院判宏发建设公司该负责任，唯一的理由就是按合同规定的时间，该公司在2006年11月1日应该已经取得了该工地的施工权。而实际上，是陆开义出事两天后宏发建设公司才开始进场修路。

      郴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办公室主任戴陈峰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10位省市人大代表、政协委员联名上书已经引起了中院领导的高度重视，宏发建设公司也已经提起上诉，北湖区法院的判决不是终审判决，我们将会依法重新判决。”

       稿源：湘声报·法治周刊

       作者：曾彩云 黄芳

2008年7月7日，曾志强、郑杏娣等三人失魂落魄来到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他们清楚地记得这已经是第四次从广东清远来长沙了，每次都是抱着美好希望而来，失望而去。他们做梦都没有想到自己上百万的合法财产会被湖南省江华县检察院的一纸决定所虐夺。去年，曾志强、郑杏娣等三人的小企业被迫停产，多次上访告状却遭遇“踢皮球”。这次来到湖南高院，还是希望有关领导主持公道挽回他们的损失。            

                                 中国有色金属工业协会向清远市颁授了“中国再生铜都”牌匾

                                         因自己的产品被扣押，曾志强的小企业无法重新启动

                               江华瑶族自治县人民检察院扣留669块铜坯引起广东人极大的不满

                                      江华瑶族自治县人民检察院至今还保留一些“洋垃圾”

                                    他们始终没有弄懂，为什么自己的产品在湖南就会被扣押

 合法财产莫名被扣

 曾志强、郑杏娣等三人是广东省清远市石角镇人，几年前，他们还是种地的农民。随着当地经济发展，石角镇人民政府提出“发展循环经济，打造再生铜都”的发展思路，吸引了云南铜业、江西铜业等我国铜业龙头企业的到来，石角镇很快成为清远市经济强镇。由于农民土地被征用无法耕种，曾志强、郑杏娣等三人像其他村民一样将土地补偿款办起了小企业----再生铜加工。当他们信心百倍大干一场时，劫难却无任何预兆降临在他们的身上。

 2007年5月16日，曾志强、郑杏娣等三人从清远市发了两车杂铜到湖南省江华县粤华金属制品厂加工，经过一天的提炼，两车杂铜共加工出来669块铜坯。5月17日，正当曾志强派司机将两车加工好的铜坯运回广东时，江华县检察院几名办案人员将正上路的两货车全部扣押，在将669块铜坯全部卸下后，两货车才被放回广东。

 得知669块铜坯被江华县检察院扣押后，曾志强等人感到疑惑！“我们是做的合法生意，产品怎么被检察院扣押？”后来，他们看到了江华县检察院下发的扣押决定书，上面显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四十三条和第八十九条的规定，本院决定对有关物品、文件予以扣押。

 曾志强告诉记者，他看到检察院的扣押决定书之后，立即上网查看《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四十三条 和第八十九条的规定。其中《刑法》第四十三条显示：审判人员、检察人员、侦查人员必须依照法定程序，收集能够证实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罪或者无罪、犯罪情节轻重的各种证据。严禁刑讯逼供和以威胁、引诱、欺骗以及其他非法的方法收集证据。必须保证一切与案件有关或者了解案情的公民，有客观地充分地提供证据的条件，除特殊情况外，并且可以吸收他们协助调查。第八十九条显示：公安机关对已经立案的刑事案件，应当进行侦查，收集、调取犯罪嫌疑人有罪或者无罪、罪轻或者罪重的证据材料。对现行犯或者重大嫌疑分子可以依法先行拘留，对符合逮捕条件的犯罪嫌疑人，应当依法逮捕。“上面的规定与我们的铜坯根本占不上边，江华县检察院简直是抢劫。”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曾志强的情绪显得特别激动。

 据记者了解，被扣押的669块铜坯每一块重约25公斤，当时的市值价超过120万元。“这是我们几家人多年积蓄以及土地补偿款。”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曾志强说，这么多铜坯被无故扣押，使得我们每个人都欠下了一身债，这一年多时间来没过几天安稳日子。

是依法扣押还是牵强附会

江华县检察院反渎局有关领导告诉记者，江华县粤华金属制品厂是家违法企业。之前的有关手续是通过贿赂环保部门的官员办理出来的，江华县环保局原局长贺定权、纪检组长李旭因此也受到法律的严惩。

 “曾志强、郑杏娣等人将废旧电线、电路板等含铜的废物从广东省清远市运到我们江华县委托粤华金属制品厂加工非法处置，严重违反了国务院《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管理办法》第十五条的规定。”江华县检察院反渎局还说，该厂采用国家禁止的方法直接焚烧废旧电线、电路板等危险固体废物，数额特别巨大，造成特大环境污染事故，应依法追究刑事责任。“我们依法扣押犯罪嫌疑人陈国标开办的两污染企业粤华厂、兰华厂冶炼出来的铜坯669块，并已随案移交法院审理。”

  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08）永中刑二终字第2号”判决书显示：江华县粤华金属制品厂使用国家早已明令禁止的生产工艺，又是环保部门违规出具环境影响报告的情况下建厂的，因此生产出来的669块铜坯应予没收，且无证据证实被没收的铜坯属案外人曾志强、郑杏娣等人所有。

  对于法院的判决，曾志强予以反驳，他们与粤华金属制品厂完全是客户来往关系。为了让记者相信，曾志强还提供他们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废铜杂购买证明以及海关进口货物报关单。“我们有足够的证据证明铜坯是我们的但法院不采信，我们有什么办法呢，湖南人就是欺负我们广东百姓。”曾志强操着浓厚的广东